类似的例子还有陪审团，其最早先只不过是当事人找来证明自己人格的证人，一般是乡里乡亲，而如今已成为由彻底的陌生人构成的、听取证据并依据证据认定指控是否成立的一个制度性设施。

可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的整体战略，是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需要。［11］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

而这个良好生态环境的取得关键是维护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对立法的要求就是科学，要求立法紧紧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其中，关于法治建设部分的重要讲话精神更是丰富深刻，对于指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重大。首先，关于宪法的权威地位和重要作用。[9][11]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要树立法治的权威，就要突出法律的实施。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28〕 奥斯丁也说过：当我们讨论人法（human law）的好坏，或者，讨论人法值得赞扬或应该谴责的时候，当我们讨论人法应该如何以及不应如何，或者，讨论人法必须如何以及不能如何的时候，我们的意思（除非我们直接表明我们的喜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人法是与某种东西一致的，或者，人法是与某种东西背道而驰的，而这种东西，我们默默地已经将其视为一个标准，或者尺度。

例如，奥斯丁在提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的同时，细致地分析了主权者、独立政治社会的概念，它们的特征和种类，并且，举出了具体的实际例子予以说明。通过语言的正常使用，奥斯丁论证了何种法律思想是正确的，何种法律思想是错误的。〔20〕仿佛，这门学科从未成为过一门合格的学科。命令的内在要素之一就是制裁的威吓。

在法理学的范围中剔除应当存在的法，是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要命题。〔27〕 参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 85。

〔12〕在奥斯丁的设想中，这里的制定者基本上是政治意义上的优势者（superior），〔13〕这里的接受者是政治意义上的劣势者（inferior）。自然，批评性的意见，终归是一种意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173—174.） 〔29〕 参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119—120，122。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法理学的范围》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分析范本。

其实，即使没有作出明确的义务规定，授权性质的法律，依然是在提示他者具有不得阻碍权力和侵犯权利的义务。但是，奥斯丁设想，作为一门科学（science）的学科，尤其是严肃的政治社会治理科学的学科，如果容忍语词的诸侯割据，那么，这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24〕这意味着，在奥斯丁的意识深处，只要与自己观念相异的观念，即使是微乎其微的相异，都应当是给予摧毁的观念，否则，人们无法彻底地将法学尤其是法理学，从抽象苍白的迷雾中解放出来。但是，人们依然不能不承认，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是事实上的使分析法学得以在法学界发动推进的先导性文本。

〔23〕参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 279中的注释。〔46〕 参见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86, p. 5。

英国学者Wilfrid Rumble重新编辑了《法理学的范围》并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为奥斯丁的理论进行了辩护。〔16〕事实上，如果仔细剥离类似的谱系，以及类比式修辞活动的谱系，并且，将其中的隐秘予以揭发，那么，真正的法与并非准确意义的法，其间的界线也就自然凸现了，人们的误读，也就会自动消失了。

从创世纪开始至今，在一个法院里，没有听说过以上帝法作为辩护理由或请求理由，可以获得成功的。〔10〕就法律而言，知道了命令，也就知道了义务，也就知道了制裁，反之亦然。但是，授权性质的法，是授予权力或权利的。〔3〕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奥斯丁为自己确立了一项任务——阐明有关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positive law）的科学的范围，而且，经过这样的努力，奥斯丁希望在法学实证主义的思潮中，开启分析法学的学术风格。显然，当深入追踪这些历史发展谱系的内容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似乎只好面对异质众说的多元局面。因此，Hart实际上是经过20世纪语言分析哲学的武装，推进了奥斯丁的语言分析范式，而不是开创了法学中的语言分析范式。

它们是法理学内容混乱不堪的根源。进入 刘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分析法学 奥斯丁 《法理学的范围》 。

这里人们是难以发现强迫规定的。有关Hart的著述，参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61, 1994。

法一词的使用的多样，其本身已经说明使用者的观念的多样。〔30〕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 218? 〔31〕 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这一文本，是纲领性的旗帜性的文献。毕竟，众多后来的崇尚分析法学的学者，首先是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原典中获得思想的。〔2〕 在西方，近来也有学者开始重新研读评价奥斯丁的著述。三 前面，简略地概述了《法理学的范围》的基本思想。

奥斯丁理论的一个关键，是命令的逼迫。〔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只能认为，表征了义务制裁的强制，是法律制度乃至法学学科的关键词。

奥斯丁早已揭露了这里的关键问题。〔42〕 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奥斯丁的论证是有问题的。

强暴者的威吓，也是可以针对许多人的，并且也是可以以普遍的方式作为表现的。〔33〕 参见刘星：《法律是什么——20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以下。

在奥斯丁的定义中，法是依赖制裁这一概念的，没有制裁的存在，法律则是无从谈起的。〔27〕 应当存在的法的提出，是一种标准的提示。法学学科的起点，在前现代以及现代性的学者看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思考对象。如果人们可以认为授权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呈现强制的，从而依然是以制裁作为后盾的，那么，人们同样可以认为义务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呈现非强制性的，从而不是以制裁作为后盾的。

这样，当奥斯丁认为，义务性质的法律是以直接方式，授权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呈现制裁的，那么，人们自然可以认为，授权性质的法律是以直接方式，义务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没有呈现制裁的内容。〔17〕于是，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因类似而产生的联想，以及类比修辞的使用，其轻度病症就是某种意义的语词误用，其严重疾患就是没有意义的语词比喻（metaphor）。

这是法学意识形态的霸权行动（这里不含贬义）。为使体现法学实证主义的分析法学稳健推进，必须实现语词的帝国统一。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奥斯丁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文本中严厉批判了与己对立的观念。其二，在第一个内容的基础上，又次一级的诸项法律概念进行分析，比如，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等等，而且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